在中国，只要对革命历史略有了解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江姐”这个名字的。作为《烈火中永生》江姐的饰演者以及《革命家庭》中饰演妈妈的演员，于蓝在主流电影中早已拥有一席之地。回顾她风姿不凡的一生，探讨和思考革命的淬炼、感恩的心、爱和从艺的纯粹，怎样使她成为艺术家，让她积极地书写自己的电影史，拥有鲜明的人格精神，是极具价值的。

青年于蓝

　　成为艺术家

　　于蓝的表演事业的核心深处，突显了红色文艺创作的历史。她生于辽宁， 1939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戏剧活动。1946年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银幕处女作为《白衣战士》。在鲁艺剧团，她学习了各种理论课与专业课。当时她参加一部秧歌剧《惯匪周子山》的排演，在剧中演一位地下党员的妻子。戏排得比较顺利，其中有一个细节是放哨，于蓝向富有地下斗争生活经验的同志请教以后，重新设计了表演动作——先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出门放哨。为了不暴露灯火，就拿一只斗挡着灯光。

　　如何实现表演的“工农化”，是于蓝当时思考的。在那战火纷飞、走向新生的硝烟中，她选择了共产党，她投入党的怀抱，勇敢、积极地学习。鲁艺使她改变了过去“对群众生活熟视无睹的状况” ，她深入到群众中间。多年以后，于蓝道：“和群众的距离缩短，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接触了许多妇女，耳濡目染，留下不少人物形象。”她生活在群众中，一方面，找到了适合自己感恩和报答党的方法，即把党交给自己的表演任务做好，另一方面，也便于自己去寻求角色质朴的内在气质和“特定环境中的动作逻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真情实感”。

　　1949年秋，她参加《白衣战士》的拍摄，边学边演，她的形象气质对饰演不辞辛劳带病工作的医生形象不无帮助。后来，她担任了影片《烟花女儿翻身记》的副导演工作。不久，她接连参演了一些重要的影、剧，如《翠岗红旗》《龙须沟》，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经典《大雷雨》、高尔基名剧《小市民》。上世纪6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于蓝仍然认真钻研和讲究表演技巧。在《翠岗红旗》《龙须沟》《革命家庭》中，她的表演炽热如火，极力遵循着人物的性格思想的行为逻辑，以突出人物形象与性格的核心特质。1960年，根据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革命家庭》由夏衍、水华编剧，水华导演，钱江摄影，于蓝、孙道临、张亮等主演。影片讲述一位普通家庭妇女逐渐成长为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故事。于蓝饰演女主角周莲，细致表现她的成长和变化过程，朴实无华却又清新自然。此片上映之后在观众中产生强烈反响，不少观众看过三遍以上。据称这部电影在北京大学仅一天之内就连续放映了6场，观众达1.2万人次。“北京地区一个多月放映了971场，观众约7.12万人次，上座率达92%。”影片获得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电影编剧奖；女主角于蓝获1961年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女演员奖。1965年，《烈火中永生》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自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在原故事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编剧夏衍对原著进行简化，聚焦许云峰、江姐等在狱中的斗争，将英模人物及其革命激情置于前景，这为刚柔相济地饰演共产党人的两位演员赵丹和于蓝，提供了表演和阐释空间。《烈火中永生》也成为男主演赵丹的谢幕之作。

　　于蓝参加演出的红色经典作品，富有动作性和真实感，通过创作，她的灵魂一次次得到了净化，甚至成为角色的“粉丝”。她抓住角色内核，努力加以生活化，以她自己的方式展现了人物的激情和张力，这些角色广为流传，与此不无重要关系。

　　于蓝是用功用心，有自我感觉的“革命型”演员。谦虚，容得下不完美，和不久前高龄离世的古典型表演艺术家林默予不同。林默予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从影，沉静而默默奉献。于蓝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指引下走上表演的道路，属于“革命型”艺术家，在革命的沃土上生长。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于蓝的成长与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她的幸运、感恩、灵性，激励她发挥创造力。她的努力人们都看得到，她的表演讲究而不将就。她尽量用功用心。在追求真理和追求艺术之间游走，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思想艺术的遵正一体与电影表演上追求真实，让人感觉有血有肉、自然而然。

　　多年以后， 2009年，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上，演员李羚作为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于蓝艺术人生的讲述者，讲述了众人心中真正的、永远的榜样和偶像于蓝，在场的同行们起立鼓掌，向她致意。在新时期，她做了示范的先驱，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工作，也怀着感恩的心面对给予自己的荣誉。于蓝上台接受授奖时致词，第一句就道：“我感谢党和人民培养和教育了我，我也感谢各级领导和我同行的战友，你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

　　精神的元型

　　1949年，于蓝为自己成为人民电影工作者而自豪。她参加访问朝鲜，向顽强战斗着的朝鲜人民致敬。参加保卫和平世界大会，感受新中国“遍于全世界”的和平的朋友的热情，积极地响应时代要求进行着斗争。她经受世事的颠簸，坚持对革命和艺术的追求，使她成了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还成为一流的电影事业家。

　　于蓝对新时期的中国儿童电影有开创之功。1981年，她参与筹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担任第一任厂长。当时，她感到，中国有两亿青年，三亿八千万少年儿童，这个庞大的电影受众群体，同屈指可数的年产仅几部的儿童片数量严重不相称。儿童电影，让她看到了能为自己热爱的电影事业做出令人愉悦、出人意料的新追求和努力。

　　目标和身份的转换，让于蓝的电影人生有了意想不到、性质不同的改变和更新，她对电影有了重新的定义。成人关心、教育培养儿童，居高临下的视角不如以儿童为主体的描写与表现视角。“儿影”与她和心中的儿童电影建立了命运共同体。尽管建立起仅次于苏联的世界第二家儿影厂的努力和结果，后来证明对于儿童电影的发展不是很有效，但对于于蓝个人来说，爱与儿童、电影结合，成为于蓝个人电影史和电影场域的精髓和精神元型。

　　儿童有欢乐忧愁，更有精神的纯粹。儿童世界，是成人世界的一面镜子。孩子们从小不假思索、大量接触和学习的东西，将影响着他们的一生。为孩子们多拍好电影，是于蓝的心愿。于蓝起早贪黑，辛苦的工作中颇有焦虑感，她持续思索、写作和发表关于儿童电影的论述，介入儿童电影各个领域的程度超乎想象。她不断增加自信，扩大影响，相信理性的力量，以心传心，她希望多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贯穿于于蓝晚年电影生涯的，是儿童电影。也许，于蓝想要传达的是，儿童电影期待更多人的心灵感应和参与，将教育性、人文性内化于电影的趣味性中，拍真正属于孩子的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电影，属于人之为人的电影，题材新颖、样式丰富、市场广大，希望在明天。

　　追求电影的价值

　　在“人民的土地”上，于蓝成就她的电影人格，并成为时代的幸运儿。她1950年转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主演《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片。她一度非常活跃，在《人民日报》《大众电影》《文艺报》等报刊上积极发表文章。于蓝的写作与她认为人生不能一味向下沉沦，再困难也要看到光明，生活之源常在的观点，是相携而行的。

　　于蓝和北影水华导演的合作，是电影史上的佳话。专家作风明显的水华，积极探索表现风格，叙事主题和艺术形式结合，二人在《林家铺子》 《革命家庭》 《烈火中永生》中的三次合作，构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黄金时代的代表。当然，这样的影片虽符合当时观众对主流故事电影的期待，却也有特殊语境下的投射。如影片《林家铺子》作为水华导演的代表作，影片风格隽永，人物情感起伏，表现情景交融，主演谢添、于蓝以及上海演员林彬、陈述等参演此片的演员的体貌、风采，富有特点和分寸感，获得了业内人士好评。后来参演影片《侦察兵》 ，于于蓝是一种适当而宝贵的途径。

　　纯洁率真的品性，就像有源之水，滔滔长流，到晚年使之成为仁者。演员其实是很被动的职业，要获得承认，就需要拍戏机会，通过锻炼，才能演下去，提高演技，才能获得尊重和声誉。那时的演员，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选择权。像水华这样的导演有眼光，启用了于蓝、谢添、赵丹这样的好演员来演戏，让于蓝置于钻研艺术的氛围中，对于蓝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到了新时期，她想有更多的选择权去拍戏，这时，机会却已不多。她“愿意为电影付出，也真心地爱着电影” 。没戏拍的时候，她告诉自己不要生气、不要丧气也不要埋怨。因此，在新时期当她有机会主持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时，即便面临重重的矛盾和艰难，她也乐此不疲。她的夕阳红，是她做一切都让人觉得好带感。就像其儿子田壮壮说的那样，“她对她所能做的任何有关电影的事情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 。她用尽心血去呵护、研究与推动儿童电影创作。

　　于蓝的电影，有其普遍意义。回顾电影史，中国电影符合主导文化的取向，又能为电影创作者和普通民众接受，得益于包括于蓝在内的不同代际的许多电影人做出的积极的努力。生活不等于电影,但生活是电影创作重要的源泉。作为一个演员，不能碌碌无为，要永远地保持充沛、饱满的热情,在社会、生活与艺术追求中不断学习和提高。她时刻提醒自己，在电影创作、生产活动中提高思想认识和艺术觉悟。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艺术家，她的成长道路和其塑造的形象并不因历史情境的演进和当代生活的变迁而被消解。

　　时间会证明一切。回顾于蓝和她的电影史，其作为艺术家和普通人，始终保持向前的姿势，有其共享的价值。于蓝的“煊丽”而素朴的人生和积极塑造电影角色的精神值得共鸣、眺望与探究。